近日，重庆市大足区韦女士捡到一个手机，面对失主，她却不愿意归还。“烟都不拿一包，真的是差劲。”韦女士很不高兴，她表示自己根本不想要对方的手机，是对方太不通人情世故。大足区国梁派出所民警接警后，来到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随后，韦女士将手机无偿还给了赵先生。(7月11日《重庆晨报》)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民警叔叔手里面……”许多人小时候都唱过这首儿歌。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拾金不昧者不仅要有一颗助人为乐之心，更应持一种不计得失的超然心态。表面上看，拾得人向失主索要报酬的做法让道德变味。还有人说韦女士如果不归还手机涉嫌侵占罪。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除了要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之外，还有太多的诸如“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类要懂得感恩回报的思想灌输，因此我们在做好事行为的同时，内心深处一般都渴盼着对方能有所回报，至少希望听到一声“谢谢”。像雷锋那样完全不求回报的无私精神是一般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赵先生拿回手机时适当给拾得人一点报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近年来，我们在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方面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道德教育、感恩教育方面有所忽视。不仅有人不愿意做好人好事，接受他人恩惠的人也不懂得感恩。但是，如果受益人吝于感恩，不注意保护拾金不昧的行善精神，难免会挫伤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一些城市出现有偿失物招领公司，除了商业利益的需要以外，也有对道德教育滑坡、感恩教育缺失进行矫正的意味。

　　广为流传的“子贡赎人不要报酬，被孔子批评”可谓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春秋时期，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出钱把人赎回来，回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予奖励。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重返故园。后来孔子的弟子子贡，从外赎回来了许多鲁国人后，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拒绝了国家奖励。却遭到了孔子责骂。孔子认为: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赎回同胞是一桩善举。让行善之人不蒙受损失，得到大家的肯定，愿意行善事的人就越来越多。子贡不要奖励，固然可以赢得更高的评价，但是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认识。此后，再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钱赎回同胞国。子贡此举实际上祸害了其他落难的鲁国同胞。

　　因此，我认为，一些城市提供有偿失物招领服务也好，失主给拾金不昧者报酬也好，如果此举能唤起民众拾金不昧的道德意识，应该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公众的思想道德觉悟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完全靠道德舆论的力量维持拾金不昧善行并不完全现实。在道德倡导不能立竿见影的情况下，给失物招领公司一点甜头，给拾得人一点回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去做。如果更多拾得人交还失物，更多失主领回自己的失物。这对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淳朴民风的回归，将起到倡导示范作用，而且对公众道德素质的形成具有不可小视的导向作用。

　　从法律的角度讲，拾物人获取些许报酬也有理有据，无可非议。因为《物权法》第112条明文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拾得人有权要求失主支付必要费用。法律虽未明确必要费用的范围，但是拾得人与失物招领公司为此付出了劳动与费用，失主在拿回失物时，付出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可。只是失主到底付出多少费用比较合适，如果有偿失物招领平台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销赃渠道，怎么办?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意见。像广州等地出台的地方法规明文规定，拾得人有权获取不超过百分之十的报酬，为此提供了比较好的地方法规探索经验。我们为何不能宽容看待这些问题呢?(胡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