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通过武汉市人大审议，《条例》加大控烟力度，明确规定:武汉市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同时部分室外区域也禁止吸烟。《条例》将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记者多路探访武汉公共场所控烟现状:商场地铁管控最好，部分酒吧网吧有人抽烟。(8月12日《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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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危害与禁烟的紧迫性无需赘言。武汉市出台地方法规，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同时部分室外区域也禁止吸烟。特别是任何人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场所的人立即停止吸烟，动员千千万万群众参与控烟监督，传递出地方政府积极控烟的姿态与决心。不过，从记者探访的情况来看，商场、地铁等大型公共场所控烟效果良好，而酒吧、网吧等小型公共场所控烟不理想。在我看来，公共场所禁烟不是哪一家，哪一个部门的战斗，控烟不仅要出台“最严”控烟令，还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禁烟氛围，形成禁烟合力。

　　从保护公众健康与公共环境的角度考虑，国家严禁发布烟草广告，开展了不少禁烟宣传。全国多数省市积极响应，出台禁烟地方法规，这些都为禁烟创造了舆论氛围，但是由于相关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执行力不够，对烟草广告、公共场所吸烟现象，除了劝阻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强制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台统一的禁烟法规，除了明确处罚细则以外，提高禁烟执行力更重要。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早已生效，我国承诺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是从各地禁烟现实来看，禁烟令根本就是一纸空文。不说实质性禁烟未启动，烟草广告与禁烟宣传还展开了拉锯战，禁烟形势十分严峻。在我看来，这除了立法缺位、执法不给力以外，也与烟草消费大环境有关。烟草消费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税收来源。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000多万人从事烟草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2019年1月召开的烟草行业工作会上传出的数据是:2018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155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总额10000.8亿元。

　　针对控烟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官员曾大骂原卫生部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烟草官员以利税功臣自居，更是道出烟草行业垄断利益根深蒂固的现实语境。有的地方狭隘的创收思维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有的烟草企业还以助学为名用希望工程打烟草广告。备受争议的谢剑平因为研究烟草“降焦减害”当选院士。禁烟的难度可想而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禁烟之路走得比较艰难。

　　经济利益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民众健康与环境卫生为代价。禁烟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营造禁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机关、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应该率先禁烟，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不递烟、不吸烟，积极引导社会潮流。因为在烟草消费潜规则里，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吸烟往往不用自掏腰包，公款买烟隐藏着不少腐败因素。南京“天价烟事件”与常州小镇1个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不过是烟草消费腐败的两个缩影。

　　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禁烟法规，各地积极响应，出台地方法规推进公共场所禁烟，传递出一种禁烟导向。但是，要真正实现禁烟目标，还公共场所一片纯净天空，立法更要执法。比如，政府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将为禁烟给力提供动力支持。比如，加强财政预算约束，管住公款买烟。再比如，提高禁烟执行力，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果政府体现责任担当，要求公务员带头禁烟。全社会共同营造禁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禁烟愿景将可以实现。(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