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听到了这样一件怪事: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家长们要求老师给孩子补课，既不能让老师白干活，又不能给老师惹麻烦，家长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由家长委员会找场地、看场地，并组织收费，然后将补课费“捐赠”给老师个人。被举报发现后，老师和学校面临处罚。家长们情绪激动地表示:“你们敢动老师，我们就去上访!”对此，当地相关主管部门束手无策。(5月13日《半月谈》)

　　补课歪风误导了孩子的学习观，加重了孩子课业负担与家长的经济负担，教育部屡次下达禁补令，不仅要求校内不搞有偿补课，还禁止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教育部给学生减负的初衷无疑是美好的。然而，从家长老师追着老师补课，阻止查处补课老师的现实来看，禁补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对于禁止补课的问题，《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早有规定，教育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三令五申，禁补令年年发。《行政许可法》对行政事业单位收费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与程序要求，教育收费必须有法律依据。中小学校，本是在公共财政支撑下的公益事业，更应该执行严格的收费政策。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部门，禁补令年年发布，但是补课涛声依旧。学校不集体补课，学生可以到校外补课;吃财政饭的在职教师不补课，离退休教师与编外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补课，大学生做家教，教育部门管得过来吗?

　　在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学习成绩是一名普通学生升学的通行证:考试成绩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学生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是老师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是教育部门对学校，学校对老师，家长对学校进行评价不可或缺的硬指标。特别是毕业年级学生，功课任务更重，升学“亚历山大”，学校不狠抓成绩，老师不补课，家长能答应吗?

　　不可否认，禁补令落实难，有学校与老师追求补课经济的因素。但是，换个角度看，即便学校慑于禁补令的威严，不在校园补课。即便在职教师在中介机构、补习场所有偿补课和有偿家教，都在教育部门的整治范围之内。如果县市教育部门不作为，仅凭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明察暗访，查处起来并不容易。有教育专家曾感慨说:当前补课泛滥，一方面，牵涉的学校与教师太多，法不责众。另一方面，在考分决定一切的现实下，教师不想补，家长也要追着补。家长主动为补课教师找场地，搞“捐赠”，揽责任就颇能说明问题。

　　当下，家长普遍望子成龙心切，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一方面削尖脑袋为孩子择校，另一方面会给孩子套上刻苦学习的紧箍咒，补课俨然成了家长的救命稻草。他们根本不会让孩子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闲”着。有的家长假期没有精力教育孩子，他们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比“闲”在家里上网打游戏要放心得多。即便学校、老师不补课，他们仍会为孩子请家教或者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

　　即使某个班级、某所学校、某个地区假期不补课，也难以改变考试指挥棒的方向。如果说假期补课剥夺了孩子的休假权、异化了师生关系的话，孩子升不了学，或者家长需要付出高昂的择校费，岂不是另一种伤害?在优质教育资源尚未大众化的今天，孤立谈禁止补课理想丰满，但是现实骨感。

　　在我看来，教育部不仅要下达禁补令，而且要言而有信落实禁补令。教育部门明察暗访、认真受理举报，对违规学校、教师启动问责程序，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当下的现实教育语境值得反思。如果政府改革教育评价手段、淡化成绩观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公平教育环境，学校“只有远近之分，没有好坏之别”， 应试教育氛围被素质教育理念取代，补课歪风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