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听到了这样一件怪事:江苏一家公办学校的家长们要求老师给孩子补课,既不能让老师白干活,又不能给老师惹麻烦,家长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由家长委员会找场地、看场地,并组织收费,然后将补课费“捐赠”给老师个人。被举报发现后,老师和学校面临处罚。家长们情绪激动地表示:“你们敢动老师,我们就去上访!”对此,当地相关主管部门束手无策。(5月13日《半月谈》)
补课歪风误导了孩子的学习观,加重了孩子课业负担与家长的经济负担,教育部屡次下达禁补令,不仅要求校内不搞有偿补课,还禁止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教育部给学生减负的初衷无疑是美好的。然而,从家长老师追着老师补课,阻止查处补课老师的现实来看,禁补令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对于禁止补课的问题,《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早有规定,教育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三令五申,禁补令年年发。《行政许可法》对行政事业单位收费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与程序要求,教育收费必须有法律依据。中小学校,本是在公共财政支撑下的公益事业,更应该执行严格的收费政策。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部门,禁补令年年发布,但是补课涛声依旧。学校不集体补课,学生可以到校外补课;吃财政饭的在职教师不补课,离退休教师与编外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补课,大学生做家教,教育部门管得过来吗?
在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学习成绩是一名普通学生升学的通行证:考试成绩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学生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是老师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是教育部门对学校,学校对老师,家长对学校进行评价不可或缺的硬指标。特别是毕业年级学生,功课任务更重,升学“亚历山大”,学校不狠抓成绩,老师不补课,家长能答应吗?
不可否认,禁补令落实难,有学校与老师追求补课经济的因素。但是,换个角度看,即便学校慑于禁补令的威严,不在校园补课。即便在职教师在中介机构、补习场所有偿补课和有偿家教,都在教育部门的整治范围之内。如果县市教育部门不作为,仅凭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明察暗访,查处起来并不容易。有教育专家曾感慨说:当前补课泛滥,一方面,牵涉的学校与教师太多,法不责众。另一方面,在考分决定一切的现实下,教师不想补,家长也要追着补。家长主动为补课教师找场地,搞“捐赠”,揽责任就颇能说明问题。
当下,家长普遍望子成龙心切,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一方面削尖脑袋为孩子择校,另一方面会给孩子套上刻苦学习的紧箍咒,补课俨然成了家长的救命稻草。他们根本不会让孩子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闲”着。有的家长假期没有精力教育孩子,他们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比“闲”在家里上网打游戏要放心得多。即便学校、老师不补课,他们仍会为孩子请家教或者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
即使某个班级、某所学校、某个地区假期不补课,也难以改变考试指挥棒的方向。如果说假期补课剥夺了孩子的休假权、异化了师生关系的话,孩子升不了学,或者家长需要付出高昂的择校费,岂不是另一种伤害?在优质教育资源尚未大众化的今天,孤立谈禁止补课理想丰满,但是现实骨感。
在我看来,教育部不仅要下达禁补令,而且要言而有信落实禁补令。教育部门明察暗访、认真受理举报,对违规学校、教师启动问责程序,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当下的现实教育语境值得反思。如果政府改革教育评价手段、淡化成绩观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公平教育环境,学校“只有远近之分,没有好坏之别”, 应试教育氛围被素质教育理念取代,补课歪风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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