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年节时分选择避“疫”宅家，虽不能走亲访友，但往事浮现得却比平时更加清晰。如果问我最难忘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的恩师彭勤宏。在那个困惑的年代，他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了我前进的方向，让原本准备接班进工厂的我对学业和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并最终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起点

　　1976年，我初中一入学的第二个月，原来的英语老师调走了，又新来了一位英语老师。三十出头，个子高高，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踏步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他就是我的恩师彭勤宏。也许是洪亮的嗓音，也许是细腻的板书，第一堂课讲完，我便对英语课着了迷。

　　一位优秀的教师首先自己一定是精神富足的人。彭老师的课堂十分活跃，除了基础英语知识，我们还能学到那时根本没有听过的英文歌与英语诗词。歌声虽然没有伴奏，诗词虽然只浮现在黑板上，但却让我从一个不爱发言的孩子，变成了堂堂抢先发言的课代表，就这样，想象中原本枯燥的英语课变成了我人生的兴趣起点。

　　转折

　　可是，人的天赋并不均等。初三时我出现了严重偏科，理科越来越差，直至彻底失去兴趣变成鸭子听雷。为了追赶教学进度，提升教学质量，学年决定重新分班，由于理科严重拉低了我的成绩，我被分在教学楼副楼的慢班，而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则留在了主楼的快班，慢班和快班在教学上的最大区别就是开不开英语课。而我再也上不到英语课了，沮丧、无奈、痛苦一股脑地向我袭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迷茫包围着我。

　　偷听

　　一节体育课，老师说自由活动。突然，我灵光一闪，想到此时彭老师老师会不会在给主楼的快班上课，于是我偷偷溜进了主楼，果不其然，从教室窗外踮脚望去，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板书——那些字迹至今仍印在我心头。多么幸福的感觉，仿佛我又重新回到了英语课堂，快乐又一下子回来了。老师写完板书，转过身时突然发现了我。

　　然而，我没有离开，依然专心地在窗外听着彭老师的课。教室的墙面冰冷潮湿，但我的心中却充满喜悦温暖。从那以后，只要体育课自由活动，我就跑到主楼偷听英语课。而课间，我也自修着外语单词和课文。

　　阵雨

　　那是一场不小的阵雨，彭老师突然推开了我们班的大门，径直走到我身旁，轻声对我说:“你背书包，跟我出来吧。”经过操场时，老师说:“我找到学校，准备让你进主楼学习。”短短几个字，让我铭心刻骨，彭老师没有忘记我，他一直惦记着我的学业。那时分不清是雨是泪，只感觉脸庞湿润润的。

　　叛逆

　　“我不在这班了，我要回副楼”还没上几天英语课的我，哭着跑到办公室找到彭老师。

　　那天一堂理科课，我忘了带书，被老师发现了。“你书呢?没带呀!”老师开始冷嘲热讽起来，“你，一个学外语的，干嘛上这里来呀?你将来是学外语的啊。应该去‘外语系’啊，上这来干啥呀!”也许是叛逆期自尊心在作怪，老师的话音未落，我就拎起书包，走出了教室，哭着找到正在备课的彭老师，告诉他我离开那个班级了。没有听清彭老师说了什么，倔强的我就头也没回地回到了副楼。

　　后来从事教学工作的我，记住了一件事，永远不要歧视那些偏科的学生。因为人的天赋是不均等的。对待学生要多点宽容，多点耐心，无论怎么偏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转折

　　回到副楼慢班，我再也没和同学说过一句话。除了还坚持着自学英语，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属于这个集体。我再也没在体育课上“开溜”到主楼，我认定那里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不属于那里，不能进入“好学生”范畴。

　　时间很快到了高二。那时没有高三，高二就是高考前最后一年。一天，在校园里我遇到了彭老师。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正要找你呢，有个好机会，年级要成立个文科班，就考语文数学两科。数学你好好看看，去报名试试吧。”我感到一阵惊喜，就去报了名考试分班。不久，成绩出来了，彭老师第一时间来通知我，你成绩排在第一名。顺利转入文科班，幸福、欢快又洋溢在我的脸上，那个过去的外语积极发言的我又成了文科班上最活跃的分子了。

　　起点

　　1980年8月高考发榜。那一年，我成为学校唯一一个应届考入外文系的学生，彭老师给我买来一堆英文书，算是庆祝我考上大学的礼物。我把这些书统统带到学院里，看见它们，仿佛就看见了前路的希望。

　　如今老师也早已年过古稀，偶与老师相聚，谈及师恩，老师都一笑置之。不禁让人感叹，一位合格的人民教师不仅在于教学传道，更在于能否为学生指点方向，解答人生疑惑。在毕业四十年之际，祝福老师健康长寿，同时，作为一名在职教师的我，也会继续将彭老师的职业精神传递下去，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铁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