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纪委、监察委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云南省农村地区除为本人及子女操办婚事，为直系亲属操办丧事外，一律不操办客事。《通知》对婚宴人数、宴请菜品数量及费用都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宴请每桌菜品不超过12个，荤菜不超过6个，每桌费用控制在200元以内等内容引发争议，有网友认为该通知太过严苛。(3月22日《新京报》)

　　近年来，农村操办“红白事”盛行攀比之风，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各地也先后出台措施予以“纠偏”:除了村委会一级纷纷以村规民约制衡外，不少县市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定的干预举措。而今云南省纪委、监察委之所以对此施以“重拳”，足见眼下农村“红白事”的大操大办，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从反馈的情况来看，云南此举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及村民的普遍欢迎，可谓顺应民心。当然，其中也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譬如，对农村操办“红白事”是否该政府出面规范?相关规定是否过于严苛?显然，只有厘清上述疑问，从而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才能让规范农村“红白事”操办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在部分网友的眼中，农村操办“红白事”属民风民俗范畴，因而，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似有不妥。但事实上，近年来农村“红白事”操办由于竞相攀比，不仅标准“逐年高”，更是“巧立名目”。在很多地方，诸如子女高考落榜办"安慰酒"、老人去世周年办"周年祭酒"、小孩周岁办"成长酒"、三十岁办"而立酒"等等，可谓寻常可见。显然，此种明显带有敛财色彩的大操大办，可说早已偏离了原本淳朴的民风民俗。

　　而云南之所以下决心对此予以规范，无疑是与来自于基层的民意反馈有关。譬如，云南昭通的一名村干部，最多时一天收到10个请柬，乃至“家里所有人分开去做客都顾不过来”。更有家境并不富裕的村民言，每年仅礼金即不下4000元，常常“只能借钱去送”。应该说，眼下乡村“红白事”的大操大办，已成为广大农民朋友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显然，当并不富裕的农民朋友“借钱送礼”成为常态，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因此而积贫返贫。其中不乏一些贫困群众，甚至情急之下，不得不以低保金充作“礼金”。而对当地政府来说，当乡村“红白事”操办的奢侈之风已经影响到当地的脱贫攻坚进程和成效之时，倘若依旧将其视为民风民俗而任其蔓延，无疑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态度。

　　而云南此番之所以由省级部门出台规范意见，除了农村“红白事”的大操大办之风已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存在的缘故，更在于对此陈疴积弊，单靠乡规民约已很难约束，而需要“借力”政府之手。当然，运用行政手段的目的在于“纠偏”，一旦农村“红白事”操办重回正轨，最终还当纳入乡规民约调整的范畴。

　　至于云南这份“通知”中有关操办“红白事”的具体标准，亦是依据“省情”而定，且属于指导性意见，允许各地依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增减，而并非强求一致。故而，指其“严苛”的说法并不成立。此外，通知中有关对违规人员的处分事项，也仅对党员及干部而言。而对待一般群众违规，依旧是以各地乡规民约的规定为准。由此可见，当地政府出面规范，是指导而非包办，亦非要取代乡规民约。

　　更重要的是，评价云南此举是否妥当，关键是看是否顺民心，合民意。事实上，云南此举的初衷，正是基于替群众“解忧”。通知下发后更是让基层干部群众有“如释重负”之感。而那些至今对此尚存异议的人们，不妨到各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相信即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徐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