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15”期间，央视曝光了“AI外呼”产业带来的电话骚扰，上海的“智优擎”和“飞鸽传书”两家企业也在曝光之列。媒体的反复曝光，让这种骚扰电话有所收敛，但近一段时间，不少市民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口腔医院的骚扰电话又多起来了。

　　近年来，AI技术驱动的骚扰电话问题愈演愈烈，尤其是医疗、房产等领域的营销电话，让市民不堪其扰。以上海为例，多家民营口腔诊所通过“AI外呼”系统频繁拨打骚扰电话，市民即使明确拒绝或拉黑号码，仍无法摆脱“孜孜不倦”的骚扰。尽管工信部早在2020年就出台规定，明确禁止呼叫中心业务提供商业营销类外呼服务，但治理效果有限。究其原因，这一顽疾背后涉及技术、法律、利益链等多重复杂因素，治理难度远超预期。

　　技术隐蔽性高，AI与虚拟号码的“双重掩护”。AI外呼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高效性与隐蔽性。一个外呼机器人一天可拨打上万通电话，且声音由真人录音合成，用户难辨真伪。更棘手的是，这些公司通过虚拟运营商获取无需实名认证的“小号”，号码池庞大且不断更换，用户难以拦截。即便部分号码被标记为“骚扰”，系统会立即弃用并启用新号，形成“打一枪换一地”的游击战术。技术层面的快速迭代与监管手段的滞后，使得传统拦截和溯源手段失效。

　　法律执行存漏洞，违法成本低，责任难界定。尽管民法典明确规定未经同意拨打营销电话属违法，且工信部要求呼叫中心不得从事商业营销外呼，但实际操作中，责任主体模糊。例如，上海市民投诉某口腔诊所骚扰电话后，市场监管部门认为其“不存在不法营销”，卫生部门则以“不涉及医疗行为”为由推诿。此外，外呼业务常由第三方公司承担，诊所仅购买“有效客户信息”，形成“前端AI盲打—后端人工跟进”的灰色产业链。这种分工使违法责任分散，监管部门难以精准追责。

　　利益驱动与需求旺盛，行业“内卷”加剧乱象。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AI外呼的泛滥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以口腔诊所为例，一条有效客户信息售价高达100元，投产比可达1:5以上。高利润驱动下，诊所与第三方公司形成紧密合作。此外，AI外呼技术降低了营销成本，企业通过“盲打”筛选潜在客户，进一步扩大骚扰范围。当治理收紧时，黑产链又会转向其他领域（如积分落户、保险），形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循环。

　　监管协同不足，现实存在两大短板。从技术拦截能力看，运营商虽需对呼叫中心接入严格审核，但虚拟运营商管理松散，大量“小号”成为骚扰电话的温床。同时，AI语音的逼真性和动态话术调整，使得传统关键词拦截机制失效。从制度层面看，现有法规对“用户同意”的界定模糊，企业常以“合同约定”为借口规避责任。此外，个人信息泄露源头未被有效打击，数据黑产屡禁不止也是重要原因。

　　治理AI外呼骚扰，既需强化技术手段，也需完善法律框架，明确运营商、外呼公司、终端商家的连带责任，并提高违法成本。更重要的是，需正视市场需求，引导企业通过合规渠道（如用户授权的精准营销）替代“广撒网”式骚扰。唯有技术、法律、行业自律多管齐下，才能还公众一片清静的通信环境。（久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