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两起地方政府公文抄袭的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其中，山西忻州市五台县7月9日的一篇县长调研稿，与7月5日五台山景区党工委副书记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全文约390字中，有超过320字重复；而广西平乐县发布的《平乐县森林防火规划（2023—2030年）》中，关于平乐县的水文数据与500多公里之外的湖南安化县介绍文本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安化县的乡镇名都未作修改，出现了“平乐指导安化”的闹剧。事件曝光后，两地政府均承认存在抄袭问题，并启动调查问责程序。

　　公文抄袭已非偶发失范，而是基层治理中一种沉疴积弊的爆发表现。

　　究其根源，公文抄袭折射的是一场深层的行政伦理失范与责任缺失。在“裁缝式写作”成为潜规则的语境下，本应承载政策权威与施政承诺的公文，异化为敷衍塞责的“免责道具”。部分基层公务员陷入“无调研素材可编造，无实践经验可拼凑”的困境，在“唯材料论”的考核压力下，只能依赖网络拼贴与模板套用。事实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工作处理条例》规定，公文拟制包括公文的起草、审核、签发等程序，公文起草应当做到实事求是，公文应当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发。然而，现实中公文审核机制形同虚设，分管领导“跟签”不审，主要负责人流于形式。当抄袭成本近乎于零，公文抄袭自然在监管虚空中野蛮生长。

　　公文抄袭的本质，是以精致的文本形式主义掩盖实质治理的缺位与失真。森林防火规划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如此重要的文件，平乐县有关部门却任由三方公司敷衍抄袭交差。领导干部下去调研，重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以调研稿指导工作。而当一份八年期的防火规划竟能靠拼凑而成，当领导调研沦为“拍照即走”的形式过场，这不仅是工作质量的下滑，更是治理逻辑的异化。政策制定与执行被悬置在虚空之上，文本与现实的断裂最终使政府权威在公众眼中沦为可被随意复制的“仿制品”。

　　公文恶性抄袭，其危害远超文字失范。材料虽短，问题不小。五台县这篇调研稿件将近82%重复比例，折射出当下公文写作散漫漂浮的弊病。一个连调研材料都生搬硬套的政府，何谈真正的公信力？一份仅为应付差事而诞生的稿件，又怎能有效指导实践？当基层深陷“文字对文字”的消耗战，真正关乎民生的实际问题便在空转的公文流水线上被悄然搁置。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基层正陷入“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的死亡闭环。在部分地区“唯材料论”“数据出干部”的导向下，不少基层干部将大量精力投入于“美化数据”和“包装材料”， 以迎合上级设定的评价指标。于是，上级考核过度聚焦材料包装，下级便以抄袭应付检查；任务脱离实际，基层只能以文本注水交差。公文恶性抄袭屡现，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种闭环不破，抄袭顽疾难除。

　　破除困局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要以贯彻《若干规定》为契机，着力整治公文抄袭乱象，首要的是重塑责任伦理链，对撰稿者与审核者严格追责，让抄袭代价远高于原创成本；其次要打破形式主义闭环，上级考核须穿透文本幻象，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为标尺；同时还必须强化监督公开机制，除涉密文件外，推动政府公文主动公开，让阳光成为最有效的“查重软件”。

　　公文失实，则治理失序。根治公文抄袭痼疾，不仅关乎文字规范，更是重建政府公信力、以扎实举措捍卫治理有效性、撬动作风改变的有效路径。当每一份公文都能承载真实调研与庄重承诺，政府与公众之间那根名为“信任”的纽带，才不至于在抄袭的闹剧中彻底崩断。（久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