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时评评论员 久泰平

　　河南新乡辉县出了一起怪事：村委会因欠债78万被强制执行，串通镇里公章管理人定制盖着镇党委真公章的假红头文件，“任命”智力残疾村民为村支书，当地对涉案3人已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这起荒唐事件，不仅刷新了公众对基层权力滥用的认知下限，还折射出基层治理中权责边界模糊、监督机制失效的深层沉疴。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政策落地的“神经末梢”，如此将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人避债工具、把弱势群体当作“挡箭牌” 的操作，严重践踏法治尊严与民众信任，绝不能被“党纪政纪处分”轻轻带过。

　　权力异化的背后，是基层权责体系的全面失守。村支书任命本是严肃的组织程序，关乎村庄发展与村民利益，却在这起事件中沦为原村支书规避“限高令”的私人工具。更令人瞠目的是，时任镇长对公章管理失责知情不报，直至事件败露才被动追责，暴露出基层权力运行中“权责倒挂”的乱象 ，本应是公共服务“守门人”的基层干部，却将手中权力当作规避责任、谋取私利的“护身符”，把组织纪律与制度规范抛诸脑后。这种权力的私有化滥用，本质上是基层治理中权责划分不清晰、权力运行不透明的必然结果，当公共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约束与边界，就难免沦为个人意志的附庸。

　　监督机制的层层失守，为这起荒唐事件提供了可乘之机。公章作为行政权力的重要象征，本应有着严格的使用审批流程，公章管理员未经批准即可擅自盖章，背后是内部监督的全面缺位；组织人事任命本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需经过考察、公示、审批等多重环节，而郭黑某的“任命”既无组织研究记录，也无公示程序，暴露了基层人事管理监督的形同虚设；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仅凭“镇里送来的红头文件”便轻信其真实性，未履行基本的核实义务，导致执行对象错误，反映出司法与行政衔接中外部监督的薄弱。从内部管控到外部制衡，从权力运行到司法审查，多个监督环节的“集体失语”，让虚假任命一路畅通无阻，最终不仅让债权人的78万元垫付款难以追回，更让无辜的残障村民莫名背上“老赖”之名。这种全方位的监督失效，比权力滥用本身更令人担忧，它意味着基层治理的“防火墙”已然崩塌。

　　这起事件的恶劣影响，远不止于一笔债务的执行困境。对61岁的郭黑某而言，他不仅莫名成为“村支书”，更被限制高消费，承受着村民的嘲笑与莫名的身份枷锁。这种将弱势群体当作“挡箭牌”的行为，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践踏，凸显了某些基层干部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漠视。更严重的是，它动摇了法治的根基与政府的公信力。红头文件作为行政权威的象征，竟被用于司法欺诈。尽管近日当地法院相关负责人前往当事人郭黑某处郑重致歉，并赠予了部分生活物资，但已经产生的恶劣影响已无法挽回；镇党委的公章本应代表公共利益，却成了弄虚作假的“背书”，这让公众如何相信基层治理的公正性与严肃性？当村民看到智力残疾人能被“任命”为村支书，当债权人历经四次审判胜诉后仍无法维权，当司法机关被虚假行政文件误导，受损的不仅是个体权益，更是整个基层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基层治理的良性运行，离不开清晰的权责划分与健全的监督机制。要杜绝此类荒唐事件，不能仅停留在对涉事人员的党纪政纪处分，更需从制度层面查漏补缺、固本培元。一方面，必须厘清基层权力边界，将村支书任命、公章使用等关键权力的运行流程制度化、公开化，明确权力行使的主体、程序与责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强化内部审批监督、完善外部社会监督、健全司法审查核实机制，让权力滥用行为无处遁形。同时，要强化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与责任担当，让其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于为群众服务，而非谋取私利或规避责任。

　　基层稳则天下安，基层治则国家兴。智残村民被“任命”为村支书的荒唐闹剧提醒我们，基层治理绝不能出现“权责真空”与“监督盲区”，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责对等、监督到位成为基层治理的常态。唯此，才能守住基层治理的公平正义底线，才能让民众在每一起公共事务中感受到法治的尊严与温度，才能筑牢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期待当地以此次事件为契机，不仅要纠正错误的执行决定、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更要深挖问题根源、完善治理机制，让类似的荒唐事件不再重演。

　　本期编辑：侯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