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时评评论员 四岳

　　近日，明代绘画巨匠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一件本应安然藏于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的国家受赠文物——竟出现在北京某拍卖行的图录中，估价高达8800万元。

　　更令人错愕的是，该画作系1959年由近代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庞增和无偿捐赠给国家的137件书画之一。在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举报后，拍品虽被紧急撤下，但围绕其“消失—现身—撤拍”的离奇轨迹，一场关于博物馆治理、文物监管与公共信任的危机已然爆发。

　　捐赠变“流失”，信任就此崩塌。据报道，庞叔令依据法院调解书前往南博查验家族捐赠文物时，竟发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五件宋明古画“不翼而飞”。南博事后回应称，这五件作品“经鉴定为伪作”，已按程序“划拨调剂”。然而，这一说法漏洞百出，若确系伪作，为何在入库66年间从未告知捐赠方？为何无任何公开鉴定记录或流转凭证？更关键的是，一件被定为“伪作”的作品，何以能进入高端拍卖市场并标出近亿元估值？这种“先处置、后解释”甚至“只处置、不解释”的做法，不仅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更严重侵蚀了公众对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信托人”的基本信任。

　　“伪作说”难掩制度黑洞。南博以“伪作”为由解释文物消失，看似技术性辩解，实则暴露了更深层的制度缺陷。尤其是在藏品鉴定复核、退出机制、信息公开等方面仍存在模糊地带。而对于历史捐赠品，更是缺乏定期复审与家属沟通机制，导致“入库即封存、出库无痕迹”。更值得警惕的是，“调剂”一词常被用作文物非正常流动的灰色通道，所谓“馆际调剂”本意是优化资源配置，但在缺乏透明程序和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极易沦为变相处置甚至流失的遮羞布。此次《江南春》现身拍卖场，无论是否确为南博原藏，都说明国有文物从“库房”到“市场”之间，存在监管盲区。

　　重建公信，不能止于个案追责。庞叔令已正式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南博公开五件失踪古画的完整流转记录。此案若能推动司法介入文物管理领域，或将开启博物馆问责的新范式。但治本之策，在于制度重构。比如，建立国家级捐赠文物追踪系统，实现从接收、鉴定、入库到调拨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设立独立第三方复核机制，对存疑藏品的真伪与处置进行公开听证；强制博物馆定期向捐赠人及社会披露重要藏品状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的公众知情权。

　　博物馆不是保险柜，而是文明的守夜人。一幅《江南春》，照见的不只是六百年前的江南烟雨，更是今日文化治理体系的裂隙。当无偿捐赠的国宝在体制缝隙中“蒸发”，再以天价现身市场，受损的不仅是庞氏家族的权益，更是整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公信力，此刻需要的不是沉默的“研究”，而是透明的行动与制度的觉醒。

　　本期编辑：侯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