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云南绿春县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或发出倡议，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有的地方甚至将缴纳情况与个人考核、评优升职挂钩。相关举措大多戴着“顾全大局”“维护稳定”等“大帽子”，在社会上引发讨论。

　　众所周知，当前一些地方的物业费收缴难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克而瑞物管监测显示，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平均收缴率从2020年的93%跌至2025年的71%，全年物业撤场项目达173个，部分小区陷入管理恶性循环。地方政府试图化解物业费拖欠矛盾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初衷的善意，不能掩盖思路与方法的偏差，要求公职人员带头缴费，看似是“快刀斩乱麻”的治理手段，实则是对问题根源的误判，更是一种简单化、懒政式的治理思维。

　　这种做法的核心错误，在于混淆了矛盾的主次，回避了问题的本质。物业费拖欠的根源，并非“业主不愿交钱”那么简单，也不是“公职人员未能以身作则”。中物智库数据显示，2025年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73.2分，创下近年新低，12345热线中物业管理类投诉常年居高不下。安保、保洁不到位、维修不及时、收支账目不清等问题，才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主要原因。很多业主拒缴费用，不是缺乏契约精神，而是在物业服务不达标的情况下，被迫用这种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是“花钱买气受”后的无奈选择。将矛盾焦点转移到公职人员身上，要求其带头缴费，相当于医生不问病情就开药方，不仅治不好病，还会耽误真正的治疗，让物业不作为的问题被掩盖，矛盾被进一步积压。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倡议混淆了公职人员的身份边界，涉嫌剥夺其合法权益。公职人员首先是普通业主，其次才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他们同样会遭遇物业不作为的困扰，同样享有拒绝缴纳不合格服务对应物业费的权利。要求他们“带头”缴费，本质上是以个人权益的让步为他人“做示范”，这既是对公职人员合法权益的不尊重，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更深层次来看，要求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是行政权力对民事领域的越位，是用行政命令代替法治原则的典型表现。物业费拖欠本质上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市场交易纠纷，属于民事合同争议，理应通过平等协商、业主维权、法律诉讼等市场化、法治化途径解决。而将缴费情况与公职人员考核、升职挂钩，用行政压力强制其缴费，相当于用权力干预民事纠纷，弱化了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不利于培育健康的市场秩序。这种做法背后，反映出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的偏差和执政能力的不足，他们只顾追求表面上的“收缴率提升”，却忽视了矛盾的根源，不愿花力气去监管物业、规范行业，而是选择简单粗暴地将责任转嫁给公职人员，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体现。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理应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这种作用，应当体现在带头监督物业履职、带头推动业主维权、带头化解矛盾上，而非带头“忍气吞声”缴纳不合格服务的物业费。所谓的“带头缴费”，看似是顾全大局，实则是对物业不作为的纵容，只会让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更加肆无忌惮，陷入“物业不作为-业主拒缴费-倡议带头缴-物业更懈怠”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全体业主的利益，也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

　　破解物业费拖欠难题，没有“捷径”可走。与其耗费精力要求公职人员带头缴费，不如把功夫下在刀刃上：聚焦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督促物业公开收支账目，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让服务质量与收费标准相匹配；畅通业主维权渠道，健全物业退出机制，让业主拥有真正的议价权和选择权；对恶意欠费的业主，支持物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对不作为的物业，依法依规进行监管和处罚。

　　说到底，基层治理的精髓，在于精准施策、标本兼治，而非简单粗暴、避重就轻。要求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看似解决了表面问题，实则埋下了更多隐患。举一反三，由此警示其他领域的治理，都需要摒弃“凡事靠行政命令”的路径依赖，坚守法治原则、尊重市场规律、维护群众权益，方能真正化解矛盾，构建良性的治理生态，这才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清醒与定力。（久泰平）

　　本期编辑：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