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吗？我买了个很贵的插线板，现在想退货老板不干还很凶，你们管不管？”——这不是段子，是真事。一男子在五金店买了插线板，用了几个小时，因嫌弃卖得比网上贵退货遭拒，反手就拨通了110。还有更荒唐的：上海一食客因大盘鸡里有土豆，认定店家“欺诈”而选择报警；有家长因孩子高考失利，要求政府重新组织考试；甚至有人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眠。对这些人而言，12345被当成了“许愿池”，110被当成了“万能客服”。

　　这不是“维权意识强”，这是典型的社会“巨婴症”。

　　有数据显示：2025年，西宁公安110共接报警80.9万起，其中有效警情仅29.5万起，无效及重复报警占比超过63%——每10个电话，就有6个不该打给110。克拉玛依2025年前9个月，12345热线受理无效诉求22923件，占比近四分之一。每一个无效的电话背后，都牵动一套完整行政闭环：登记、转办、核查、答复、回访，环环需人力，步步耗时间。当“生命线”被插线板和土豆挤占、“连心桥”被月光和生日愿望堵塞时，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滥用公共资源，本质上就是挤占他人通道，甚至可能堵住别人的活路。

　　为无效警情推波助澜的，是“谁闹谁有理”基层治理思维及其对法治根基的侵蚀。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强调，坚决防止“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和稀泥”做法。话掷地有声，但“短期止痛”效应使其难以落地，息事宁人成为成本最低的处置方式；对闹事者而言，闹一闹确实常有甜头。可短期矛盾平息了，长期祸根却埋下了：一旦公共资源一次次向无理取闹妥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便会固化为潜规则，规则体系便悄然塌方。当守规矩的人看到“闹就能获利”，法治信仰便会松动，社会运行成本便被一再推高。

　　泛滥的越界诉求，严重挤占群众真正“急难愁盼”的解决空间。一件事该不该打110，要看是否属于违法犯罪、治安案件、人身危险和紧急求助；该不该打12345，要看是否属于政府职责、有无事实依据、能否自主解决。把渠道找对，把边界分清，是对公共资源最基本的尊重，更是对他人生命通道最起码的敬畏。

　　让守法者不吃亏，让闹事者不占便宜，让基层工作者敢于依法办事而不用被“网闹”反噬——这是法治社会的根基，也是“枫桥经验”真正的精髓。会哭的孩子可以有奶吃，但前提是——他真饿了。如果只因为“觉得奶不够甜”便撒泼打滚，公共资源就不该为其任性买单。

　　公共资源人人共享，也需人人珍惜。别让自己的异想天开，拦住别人的急难愁盼。（知白）

　　本期编辑：张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