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关系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其中，党员干部儿女婚事怎么办以及下属能否随份子问题，尤其需要明晰纪律要求与行为边界。

　　宴席背后的纪律代价。在现实中，已有诸多因违规操办儿女婚事被处理的案例。重庆市巫山县原环保局党组书记宋某某违规操办其子婚宴借机敛财问题。2018年1月，宋某某向组织报告拟为其子操办婚宴，申报宴请范围为管理服务对象以外的亲友。2018年2月4日，宋某某为其子操办婚宴，多名管理服务对象参加。宋某某违规收受14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3.35万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还所收受礼金。

　　此类案例警示着广大党员干部，操办儿女婚事绝非个人“小事”，一旦越过纪律红线，必将受到严肃处理。一条纪律红线，划清了人情往来与权力寻租的边界，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党风政风与民心向背。可见，党员干部操办儿女婚事要守住纪律边界，对下属而言，通没通知均不宜参加。

　　或许有人会认为，党员干部也有正常人情往来，出于真心祝福参加婚礼随份子并无不妥。然而，纪律边界从不以主观意愿划定。由于党员干部与下属之间存在职务上的隶属或制约关系，下属所送礼金哪怕数额看似正常，也难以排除“讨好领导”“为日后工作铺路”的嫌疑。更现实的是权力不对等带来的“被迫参与”。有的下属可能因顾虑领导权威、担心工作受影响，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参加。这种情况会使喜庆场合掺杂权力因素，扭曲正常人际交往。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织就严密的制度笼子。这些规定明确了不可触碰的红线。根据中央纪委规定，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坚持从简、节约、廉洁原则。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删除了原条例中“在社会上”的限定，改为“造成不良影响”。这意味着不良影响不再限于社会层面，只要在单位内部造成负面评价，或干扰正常工作秩序，即可认定违纪。

　　党员干部儿女婚事怎么办？面对儿女婚事这一人生大事，党员干部既要遵守纪律要求，也要妥善处理人情世故。提前报备是必须履行的程序。党员干部操办婚事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报告，填写个人有关事项报备表，说明办理事由、时间、地点、规模、标准和邀请对象。许多地方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操办的，需按干部管理权限书面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报告。在邀请范围上，必须严格限定在近亲属范围内，包括配偶、直系亲属（含拟制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在操办方式上，桂林市已探索出“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跟踪”的全链条管理模式，对苗头性问题及时制止。

　　人情与纪律如何平衡？从表面看，这些规定似乎不近人情。但深层次思考，它们恰恰保护了党员干部免受“人情债”困扰，避免陷入权钱交易的陷阱。党员干部在儿女婚事上守住纪律底线，不仅关乎个人廉洁，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当领导不再收受下属礼金，同事间不必为“随份子”而烦恼，社会才能摆脱人情债的重负。

　　纪律的刚性约束与民俗的温情传承并非不可调和。中央纪委法规室明确指出：“禁止党员利用职权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不是禁止传统民俗。只要注意党员形象，搞简朴、正常的婚丧喜庆事宜，一样体现传统民俗。”这些纪律规定不是要剥夺党员干部的家庭温情，而是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公正不被腐蚀。每一次对纪律的坚守，都是对党和人民信任的珍视。婚宴请柬不该成为权力的测试纸。那些被处分的党员干部，最初都以为“只是请几个熟人”。直到纪委介入时，他们才恍然：一张宴席名单，已然划出了廉洁与违纪的界限。

　　纪律面前，没有模糊地带。党员干部儿女婚事不该大操大办，婚宴桌上也不该有下属的位置。这既是纪律要求，更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久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