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时评评论员 久泰平

　　26岁的闵超从河南农村学子到浙大博导的跨越，本应是寒门出贵子的励志范本，却在“靠家世”的质疑声中变了味。浙大在回应中称，父母务农、论文外审5个优，强调他是甘坐冷板凳的“苦行僧”。面对校方强调其学术坚守，公众却执着于追问程序细节，这场争论早已超越个人能力评判，沦为学术体系透明度的公开考验。

　　争议的引爆点看似是“年龄与成就的反差”，实则是文科评价体系的天然困境。在一般人看来，文科论文本来就不好写，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学科更需要长期积淀。而闵超两年半内独立发表5篇CSSCI 论文的效率，即便有期刊审稿周期可解释，仍难消公众疑虑。相较于理工科可量化的实验数据与开源成果，文科论文的价值评判更依赖主观认知，当外审专家身份、评审标准等关键信息被遮蔽时，“5个优”的评价便失去了公信力支撑。这种信息差催生的猜忌，让“苦行僧”的学术形象蒙上了阴影。

　　“家世论”的滋生，本质是制度信任透支的必然结果。浙大虽澄清闵超父母务农的背景，却无法回应“师门资源”的敏感追问，同属长江学者课题组，为何仅有他通过“新百人计划”上位？当普通学者需熬十年才能晋升讲师，而应届博士可绕过常规流程直接获博导资格，这种落差难免让人联想规则被特殊化适用。更值得警惕的是，公众对“程序合规”说辞的集体不信任，早已不是首次出现，从清华年轻博导的争议到“岳父院长”事件，每次模糊处理都在侵蚀学术体系的公信力。

　　文科与理工科的评价双轨制，进一步加剧了公平性质疑。理工科博导需积累SCI论文、科研项目、团队管理经验，而文科似乎仅凭几篇核心论文就能快速晋升，这种差异让“国际副教授水平”的标准显得空洞。浙大“新百人计划”虽设定了年龄上限却无下限，初衷是打破论资排辈，但在缺乏成果公示与同行复核机制的情况下，反而成了争议的催化剂。正如公众所言：“不怕有人跑得快，怕的是有人坐上快车，却不告诉你车票怎么买。”

　　平息争议的关键不在辩解“合规”，而在展现 “可信”。浙大不妨借鉴开放评审试点经验，公开闵超论文的核心观点摘要、外审意见节选与专家资质，用可验证的学术硬实力替代笼统的“优秀”评价。当“新百人计划”的选拔标准从模糊的“潜力”具象为可比对的成果指标，当评审流程从“黑箱”变为“玻璃房”，公众的注意力自然会从猜测转向对学术本身的关注。

　　26岁的年龄不该成为学术进阶的枷锁，但若没有透明制度护航，天才的光芒也会被规则疑虑遮蔽。这场争议给高校人才选拔敲响警钟：唯有让标准看得见、流程可追溯、成果能检验，才能让“苦行僧”的奋斗赢得尊重，让破格提拔真正服众。

　　本期编辑：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