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时评评论员 四岳

　　“父母离婚、子女受伤”的困境如何破解？父母能否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公职监护人如何更好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起“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再次向全社会释放一个清晰信号，家庭教育不再是关起门来的“私事”，而是关乎国家未来、法治秩序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国事”。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从纸面走向实践，更意味着中国正以司法力量介入家庭内部，重构父母责任的法律边界。

　　当“家事”升格为“国事”，表明法律不再袖手旁观。过去，“孩子是自家的，怎么教是自家的事”曾是普遍认知。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离婚率攀升、留守儿童问题加剧，家庭教育失范已成为未成年人心理障碍、辍学，甚至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有夫妻长期争吵致女儿抑郁辍学，法院不仅判决离婚，还强制父母接受情绪管理与亲子沟通课程；也有母亲虐待、指使8岁女童偷窃并阻挠其接受义务教育，最终被撤销监护资格，由社区居委会担任公职监护人。这些案件无不揭示：当家庭教育严重缺位或扭曲时，国家有权，也有责依法干预，而“家庭教育指导令”正是这一责任的司法化体现，它不是建议，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

　　从“惩罚”到“赋能”看司法干预的新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典型案例展现的并非简单的惩戒逻辑，而是“干预—指导—支持”的系统性治理思路。例如，在小如（化名）案中，法院在指定社区居委会为监护人后，同步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要求其设立专人专岗、定期探访、保障义务教育、建立成长档案，并监督委托照护人履行职责。这种“国家监护+亲属代养”模式，既避免了机构化抚养的情感缺失，又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教育责任不落空。

　　尽管成效初显，但“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落地仍面临现实挑战。目前全国尚无统一的执行标准，部分地区缺乏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回访监督机制也亟待完善。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令”沦为形式主义？最高法此次强调“专人回访检查”“完成家庭作业”等细节，可谓是对执行实效的回应。其实，或可探索一些新路径，比如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协同育人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并探索将拒不履行指导令的行为纳入信用惩戒或强制措施范畴。只有这样，才能让“指导令”不止于一纸文书。

　　用法治守护童年。最高法的典型案例表明，中国正迈出关键一步，当“爱”不再等于“放任”，当“管教”必须遵循科学与法律，家庭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孩子人生的第一块基石，而非第一道伤痕。而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努力做到的，体现出的不仅是法律的进步，更是文明的觉醒。

　　本期编辑：侯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