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金华一80后小伙骑电动车经过一路口时，扶起一位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没想到对方反报警称是被他撞倒。事发后，交警通过调取事发路段店家监控，证实小伙未撞到老人。终获清白的小伙表示，将起诉讹诈的老人一家，后来经过警方耐心说服，放弃了起诉。(9月12日北京时间)

　　小伙子好心扶起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老人反而倒打一耙，一口咬定小伙子将其撞倒，并报警索要医疗费。这不是恩将仇报，叫大家不干见义勇为的好事吗?更为恶劣的是，当老人家属知道附近修路没有监控设备时态度十分嚣张。好在警方通过调查走访，调取附近钢材店监控还了小伙子清白，讹人者最后没有得逞。但是即便监控还了小伙子清白，老人及其家属对此满不在乎，未对见义勇为的小伙子表达丝毫歉意。这能不让人寒心吗?

　　值得追问的是，如果事发地没有监控摄像头，或者摄像头坏了，拿什么还小伙子的清白?见义勇为成本如此之高，这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好人反被诬陷，好心没有好报，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沉重行善语境无疑值得反思。虽说小伙子在警方劝说下放弃了起诉，但是，在我看来，警方对此不宜和稀泥，而应该旗帜鲜明支持小伙子讨回公道。监控还好人的清白更要法治呵护见义勇为行为，如果不对诬陷好人者给予应有的处罚，让这些人出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诬陷好人，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大家如何坦然救人?

　　从彭宇案到李景强案，从好人救人前拍照自保防敲诈到小伙子扶人被讹诈，近年来这方面的事情屡见不鲜。有网友表示，做十次好事，一次被讹就完了。怕被救者诬陷，不敢帮扶。也有网友表示，渴望人际关系回归真诚，防止好心人被诬陷。有律师支招:帮扶前用手机拍下证据。当然，更多人又拿南京彭宇案作对比。虽说后来披露的彭宇案真相表明，彭宇并非被冤枉的好人，徐寿兰也不是碰瓷老太。但是从救人者屡屡被诬陷的例子来看，不救人于心不忍，救人又怕被讹诈。救不救人还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见义不为、各扫门前雪的人，倒打一耙、讹诈好人的人确实存在。但这种人毕竟不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更不等于大家都认同这些做法。这些做法不仅不应被提倡，而应该受到谴责。看见有人摔倒在地，你忍心不帮扶一把吗?如果大家宁可集体围观，绝不出手相救，似乎洗清了自己伤害他人的嫌疑，但是我们的道德良知又体现在哪里?

　　应该承认，救助摔倒者确实比较麻烦，做好事存在反被诬陷的可能。但是我们在反思如何避免好人被诬陷，鼓励公众见义勇为的同时，也不能因为有好人被诬陷，就忘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对亟需救助的人不闻不问。面对有人摔倒的现实，如果路人都拒绝施救，摔倒者与家属该做何感想?他们以后又如何坦然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精神文明退步，岂不可悲?

　　虽然个人的道德正能量不足以走出好人被讹诈的阴影，但是我们都有义务坚守道德底线，建设自己的灵魂家园。只有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当然，要激活更多人的向善之心，我们除了道德舆论层面的呼吁以外，还需思考用法律制度的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搀扶跌落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也规定，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不少地方还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只有“行善有奖”和“讹诈追责”变成法律制度常态，让好人获得褒奖，讹诈者受到惩处，才是唤醒公共道德，搭建人际信任平台，化解“好心没好报”尴尬的良方。(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