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时评评论员 久泰平

　　围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条款，日前社交平台出现一番热议，有网友将相关制度的实施解读为对吸毒者等“某些特殊群体的一种保护”。　　

　　网友热议，折射出公众对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复杂心态。那么，“某些特殊群体的一种保护”的说法，果真如此吗？实则不然。仔细观察分析，网友的热议超出了法条本身，其核心关切围绕着安全边界、公平底线与规则确定性等维度展开，这背后是传统治理认知与现代法治理念的碰撞与磨合。

　　网友最直接的焦虑，源于公共安全与个体权利的平衡难题。在诸多争议中，吸毒治安违法记录的封存成为焦点，这并非偶然。与普通轻微违法不同，吸毒行为的成瘾性、复吸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危害，让公众天然产生安全警觉。这种担忧本质上是对“风险分配公平性”的追问：若改过自新者的隐私得到保护，潜在受害者的知情权如何保障？尤其在教育、医疗等敏感行业，若缺乏明确的例外查询机制，是否可能导致安全隐患隐匿？事实上，这种焦虑并非对个人权益保障的否定，而是对“一刀切”式制度设计的警惕；公众并非反对给违法者改过机会，而是担心制度在释放司法善意时，忽视了不同违法行为的风险差异。

　　对“特殊群体保护”的猜测，则暴露了网友对规则公平性的深层担忧。那句引发热议的“哪位少爷吸了？”评论，虽来源存疑却精准击中了公众的敏感神经：在现实语境中，前科记录的影响是否存在“选择性适用”？案件背后是庞大的普通群体，网友更担心制度在执行中出现偏差，是否会出现普通人承受终身标签，而少数特权者借封存制度逃避社会监督的情况？这种担忧实则指向对“程序正义”的渴求，即：公众需要明确的制度细则证明，封存制度是面向所有符合条件者的权利保障，而非某些群体的“特权通行证”。

　　规则模糊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引发争议的关键诱因。网友的诸多误解，根源在于制度细则的暂付阙如。何为“轻微违法”？查询权限如何界定？不同风险等级的违法行为是否应有差异化设计？这些未明确的问题，让公众陷入想象焦虑。有观点将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混为一谈，正是因为对“封存≠销毁”“治安违法非犯罪”等核心边界缺乏认知。更值得关注的是，网友对犯罪“附随后果”的担忧具有现实基础。当前法律体系中，前科带来的从业限制、信用惩戒等后果并不鲜见，一次警告可能影响终身，这种“过罚不匹配”的现状，让公众既担心封存制度矫枉过正，又害怕规则漏洞导致风险失控。

　　澄清这些认知误区，需要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并非否定行为危害性，而是纠正“标签效应”的过度延伸。可以说，终身记录限制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依然存在，这构成了“二次惩罚”。这既违背比例原则，更深远的风险在于，可能将决心回归社会的改悔者重新推回对立面。更需明确的是，封存制度有着严格边界：涉毒刑事犯罪绝不包含其中，国家机关办案查询仍有法律依据，其本质是在“惩罚与宽恕”“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找平衡，这正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网友热议的背后，本质上是对“良法善治”的期待。概括起来，就是既希望制度能给失足者重生机会，也要求明确细则防范风险；既反对特权庇护，也拒绝过度惩戒。期望制度细则进一步明确风险分级、查询程序与配套康复措施，公众对罪与非罪的理解边界更清晰，这种焦虑转化为制度完善的动力。毕竟，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单向度的突破，而是在民意关切与制度理性的互动中实现的。

　　本期编辑：罗丹